在云南的文化长卷中，坡芽歌书是枚独特的印记——81个用仙人掌汁写下的符号，对应一首首婉转的民歌，藏着壮族先民的爱情絮语与人生哲思。  

　　当中央音乐学院作曲家周娟接到为云南坡芽歌书合唱团、中央音乐学院艺境民族室内乐团创作融合作品的任务时，一场与云南的音乐对话便已启程，最终凝结成一曲《几时》，让时光里的爱与深情，都落在了旋律上。  

　　周娟与坡芽歌书的初见，是一场“慢慢来”的打动。早闻这是国家级非遗的“爱情密码”，但当她真正伏在案前，对照汉译歌词逐首梳理81首民歌时，才真正触到这份文化的温度。  

　　“将爱情观与人生观融为一体，从‘小伢伢’一直唱到‘伫立幕墓前’，这不仅是壮族人民的爱情故事，更是我们中华民族乃至全人类的爱情观和人生观。我就想把这个结构体现出来，唱出爱在时空中延伸出的不同层次和意义。”谈及创作灵感，周娟深觉坡芽歌书的美，不仅是单旋律的清甜，歌词里也满是家常的具象比兴。  

　　“爱不是单薄的你侬我侬，那太脆弱；它是永恒的力量，它可以是‘心乱似沸油’，也可以是‘花开在房中’，失去时‘肚肠拧成绳’，渴望时‘变作路边树’，它是人类一切行为的出发点，也是我创作《几时》的出发点。”  

　　在周娟看来，壮族人的爱情观竟与全人类的情感底色无缝契合，这份对“爱”的通透理解，成了《几时》最初的创作原点。她像个时光的拾贝人，从81首歌里拣选29句歌词重新排序，让旋律跟着情感走，也跟着壮族先民的生命轨迹走。  

　　这场创作从一开始就带着“冒险感”——为云南26个壮族人声与北京9件八音代表性乐器谱曲，这样的编制此前从未有过，两个乐团也未曾有过合作经历。  

　　“两地排练时，大家都在心里猜：对方的声音会是什么模样？”周娟笑着回忆起首次合成排练的场景：艺境民族室内乐团的成员风尘仆仆赶到云南，饿着肚子放下行李就奔上台，胡瑜教授的指挥棒一扬，两个来自不同地域的音乐团体，第一次在旋律里“认亲”。 

　　当最后一个音符的余韵消散在空气中，没有多余的寒暄，音乐家们不约而同地鼓起掌来。“大家终于在音乐中相遇、相知并惺惺相惜。”周娟说，这场跨越千里的声音碰撞，没有惊天动地的“乐器灵感插曲”，却有着最朴素的感动——两个截然不同的声音体系，在《几时》里找到了最舒服的相处方式，就像云南的山与北京的风，相遇时自有默契。  

　　“坡芽歌书的音乐软糯，歌词更是古风而雅致，汉译后的五言句式就像《诗经》里那样读来满口余香。”在周娟的印象里，云南民族音乐多是载歌载舞的热烈，壮族音乐却有着独一份的温和与内在力量。 

　　于是，她在脑海里构建了一幅画面：一个人伫立在爱人墓前，身后是云南连绵的群山。旋律从悲痛欲绝的器乐引入，跟着他的视角倒回时光：先是“独自上山冈、风来独忘家”的儿时嬉闹，再是“外边谁唱歌、唱得妹心跳”的青春悸动，接着是“锡银汁共熔、花开在房中”的幸福相守，又滑向“星移两分离”的离别之痛，最后落于“变作一棵树，每天见几回”的绵长念想。   

　　“我用国际化的合唱手法丰富原民歌的单旋律，再配上细腻的民族室内乐，就是想让歌书里的唯美与悲伤，能真正‘立’起来。”周娟说，她不想把壮族音乐框在“地域标签”里，而是想让这份细腻，触到每个人心里最软的地方——毕竟，关于爱与离别，本就没有民族之分。除此之外，周娟让坡芽歌书传承人将两首原生态民歌对位在作品中，在丰富的和声设计之上，充分尊重他们的原曲原调，从音响上赋予民歌更深厚的情感含义。  

　　《几时》的诞生，藏着无数个“纠结的日夜”。  

　　“从接到命题开始，天天都在卡壳。”周娟坦言，要兼顾坡芽歌书的原味、民族室内乐的特质，还要用国际化技法来结构，让她常常陷入“早上写了晚上删，晚上写了第二天早上改”的循环。好在学院与云南方面给了她最大的创作自由，让她能彻底“泡”在坡芽歌书里，反复琢磨“守正创新”的真谛。 

　　“既延伸坡芽歌书新时代的生命力，也吸纳壮族音乐文化为民族室内乐带来多元语汇，并使用国际化的创作技法将这两种编制有机统一。”周娟说，所谓“守正”，是守住坡芽歌书里的情感内核；所谓“创新”，是用新的音乐语言，让这份情感被更多人听见，《几时》不是把民族元素和现代曲风硬拼在一起，而是让它们互相成全。 

　　 当她把最后一句“几时？”的旋律定下来时，突然觉得一切都顺理成章——像是坡芽歌书本身，在引导她写出它该有的样子，当合唱团员们唱到眼泪汪汪，她忽然觉得此心归处，便是吾乡——“他们被属于自己民族的词谱成的新音乐打动了”。